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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汝祥的博客

锡恩咨询首席顾问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中国企业家:李嘉诚不是榜样,香港才是  

2007-10-15 10:44:09|  分类: 重新想象 颠覆时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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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所以,当李嘉诚自己投资的长江商学院,组织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企业家,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与蒙牛的牛根生,还有一批垄断行业的巨头,到香港集体向李嘉诚取经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出现代版“买珠还椟”的喜剧:他们都在李嘉诚的个人魅力前感叹自己的渺小,都在渴望从李嘉诚那里悟到“九阳真经”,却很少有人认真看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——是李嘉诚造就了香港,还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诚、造就了包玉刚、造就了汇丰等等!当这种喜剧上演的时候,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,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,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,甚至落后于中国政府进步的水平!不信我们看看现实吧。与二十年前比起来,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,使大陆与香港的差距大大缩短,民生与民权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。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又如何呢?在销售额上确实是进步很大,但在保障员工权利,促进员工合约意识与独立意识等方面,我们做了多少?有时候,企业的繁荣与农民意识并不天然矛盾,计算机系统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的权谋思想照样可以共存。有专家做过研究,制造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低,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高。意思就是说,农民意识与权谋管理一样可以把制造性企业管好,但在金融地产等服务上就会无用武之地!中国企业家中,优秀的大多出在制造业,而在金融地产等行业,称得上企业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么几个。当然,你也可以说,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因呀,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?但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印度吧,他们的制造业并不发达,但第三产业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,这恐怕不是偶然。我看过李嘉诚先生自己的一个讲话,意思是他的管理思想是中西合璧。中国部分的是灵活、诚信与宽容,而西方部分的则是制度(system)、尊重(Respect)、检查与平衡(check&balance)。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家找出了一条“中庸之道”,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,就会发现香港若干年来就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。比如洛桑国际管理学院(IMD)公布的“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”中,2005年、2006年连续两年都是美国是第一,香港是第二,第三则是新加坡,而中国内地则从31上升到19位。当香港的竞争力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时候,在这种环境中经营企业的李嘉诚,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?大家都是做企业的,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已”,想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吧!这样你就明白了,为什么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?事实上,2002年5月17日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的时候,就明确声明,他的公司组织是:“原则是西方管理模式,加入中国文化哲学。”如果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,李嘉诚就只是个明星员工!记得几年前,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,写了篇文章《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?》,这篇文章提醒我们,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,但我们在近代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,相反,可能因为我们太勤劳了,那些勤劳之极的人就会“称王称圣”,用情感与伦理代替规范,形成人与人较劲的文化,结果勤劳就对冲了制度建立。用这位教授的话说就是:“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,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、从事投资的结果,也不知道从交易、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,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。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,经济增长无法持续。”香港奇迹,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变革的结果。在全世界投资环境评价中,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,这就等于是说,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
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所以,当李嘉诚自己投资的长江商学院,组织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企业家,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与蒙牛的牛根生,还有一批垄断行业的巨头,到香港集体向李嘉诚取经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出现代版“买珠还椟”的喜剧:他们都在李嘉诚的个人魅力前感叹自己的渺小,都在渴望从李嘉诚那里悟到“九阳真经”,却很少有人认真看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——是李嘉诚造就了香港,还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诚、造就了包玉刚、造就了汇丰等等!当这种喜剧上演的时候,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,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,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,甚至落后于中国政府进步的水平!不信我们看看现实吧。与二十年前比起来,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,使大陆与香港的差距大大缩短,民生与民权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。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又如何呢?在销售额上确实是进步很大,但在保障员工权利,促进员工合约意识与独立意识等方面,我们做了多少?有时候,企业的繁荣与农民意识并不天然矛盾,计算机系统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的权谋思想照样可以共存。有专家做过研究,制造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低,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高。意思就是说,农民意识与权谋管理一样可以把制造性企业管好,但在金融地产等服务上就会无用武之地!中国企业家中,优秀的大多出在制造业,而在金融地产等行业,称得上企业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么几个。当然,你也可以说,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因呀,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?但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印度吧,他们的制造业并不发达,但第三产业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,这恐怕不是偶然。我看过李嘉诚先生自己的一个讲话,意思是他的管理思想是中西合璧。中国部分的是灵活、诚信与宽容,而西方部分的则是制度(system)、尊重(Respect)、检查与平衡(check&balance)。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家找出了一条“中庸之道”,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,就会发现香港若干年来就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。比如洛桑国际管理学院(IMD)公布的“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”中,2005年、2006年连续两年都是美国是第一,香港是第二,第三则是新加坡,而中国内地则从31上升到19位。当香港的竞争力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时候,在这种环境中经营企业的李嘉诚,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?大家都是做企业的,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已”,想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吧!这样你就明白了,为什么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?事实上,2002年5月17日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的时候,就明确声明,他的公司组织是:“原则是西方管理模式,加入中国文化哲学。”如果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,李嘉诚就只是个明星员工!记得几年前,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,写了篇文章《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?》,这篇文章提醒我们,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,但我们在近代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,相反,可能因为我们太勤劳了,那些勤劳之极的人就会“称王称圣”,用情感与伦理代替规范,形成人与人较劲的文化,结果勤劳就对冲了制度建立。用这位教授的话说就是:“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,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、从事投资的结果,也不知道从交易、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,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。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,经济增长无法持续。”香港奇迹,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变革的结果。在全世界投资环境评价中,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,这就等于是说,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中国企业家:李嘉诚不是榜样,香港才是                  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姜汝祥

    就个人而言,我本人是非常敬佩李嘉诚先生的;在华人企业家中,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与赞誉的,李嘉诚应当能够排在前几名。对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领袖级人物,说他不是榜样,那还有谁是榜样?

   如果我这样说,“比尔盖茨不是榜样,美国才是”,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为什么我希望中国企业家把目光从李嘉诚、从比尔·盖茨这样的英雄身上,转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来?原因在于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,而高速增长通常会有一个代价,那就是变得太快,快得我们搞不清自己是谁;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谁,于是我们就想从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。

中国企业家:李嘉诚不是榜样,香港才是                  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姜汝祥就个人而言,我本人是非常敬佩李嘉诚先生的;在华人企业家中,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与赞誉的,李嘉诚应当能够排在前几名。对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领袖级人物,说他不是榜样,那还有谁是榜样?如果我这样说,“比尔盖茨不是榜样,美国才是”,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为什么我希望中国企业家把目光从李嘉诚、从比尔·盖茨这样的英雄身上,转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来?原因在于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,而高速增长通常会有一个代价,那就是变得太快,快得我们搞不清自己是谁;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谁,于是我们就想从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。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吗?不懂香港竞争力体制的强大,就不会真正懂李嘉诚举个例子吧。在一个论坛上,我曾经对着蒙牛总裁牛根生,当面质疑蒙牛的奇迹:我觉得在草场资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况下,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域,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亿,作为一个管理专家,我提醒他,对这样的奇迹还是警惕些好。主办方马上就不干了,立即反问:在同样的情况下,有那么多人也在从事这个行业,但为什么不是马根生、张根生,而是牛根生成功?让你姜汝祥去做做,你能超过牛根生?的确,拿我与牛根生比,我是比不了,因为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,农学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够会种田,但这并不妨碍教授发表种田的道理。所以这并没有可讨论的价值,值得讨论的倒是另一个问题:那就是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,而别人不行?在功成名就这样一个结果面前,我本人对蒙牛与牛根生是足够尊敬与佩服的。商业是一个讲究结果的地方,“成者王侯败者寇”,理所当然。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,不就成了强盗逻辑?否则,你如何在十年前长虹倪端锋、三九赵新先兴盛时,或者现在在国美、蒙牛这样的奇迹前,保持那怕一点点的理性与清醒?所以,我们看蒙牛、国美这类公司成功的时候,要超越硬件的强大,去看一点软件层面的东西。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,社会学有一句话:当人与文化对抗的时候,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文化。在中国所谓沿海地区与偏僻内地的差别,在我看来大多不是物质层面的差别,而是思维文化层面的差别,否则你如何理解广州、江浙地区普遍存在的整个村镇性的“暴发”?从软件角度出发,我们才会超越财富获得一丝清醒: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资源硬件与营销的成功,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成功。因为在蒙牛的成功中,我们并没有发现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、超越机器设备上的现代化、超越在营销上利用消费者的幼稚,在企业文化与团队打造上(这是真正的软件)获得真正的进步。我本人从小在贵州长大,后来在摩托罗拉那样的世界级公司工作过,我深知企业文化的进步与团队打造,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支撑,绝对不是靠某个人能够完成的。所谓软件的意思,就是说打造“百年基业”这个游戏,绝对不是赚取百亿金钱(这是硬件)那么简单。你可以很有钱,但你要想真正成为百年老店,那就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关——你有没有打造出一个让我们、乃至我们儿子孙子都愿意与你的企业一起成长的机制?所以,致力于改造脚下土地,让中国企业的强大不再是某个人“悟道成仙”的奇迹,而是可复制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性成功,才是真正的道路吧?讲了这么多之后,再回答李嘉诚是不是榜样就简单了。人是靠不住的,机制与文化才是支撑。李嘉诚无疑是天大的榜样。但对大陆企业家来说,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软件可能价值更大!而在这一点上,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诚更重要,在香港这个大背景下,李嘉诚只不过是香港企业体制下的奇迹,就象比尔·盖茨是美国新经济体系下的奇迹一样。痴迷

   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吗?

 

低的。也许有人会说:制度那是政府的事呀?不错,政府当然要承担责任,但政府又是听谁的呢?有什么样的人民,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吧?!当我们的政府在大步往前的时候,我觉得企业家要从依赖或抱怨政府,转移到自救上了。也就是说,别的你管不了,但在你企业那一亩三分地,你大可与员工一起,建立起基于利益的个人权利与责任约束机制来。而要做到这些,首先需要你做“第一推动”——你有没有胆量做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监督体系,它不仅约束别人,也约束你自己?我想,这样一类制度一定可以大大减少企业运营的交易费用。事实上,国家或者地区的繁荣,与企业繁荣的道理是一样的,如果没有稳固的员工个人权利与责任,员工就无法对自己进行投资,也无法与企业建立起真正的合作,于是企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,企业增长也无法持续。所以,我们大可以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来学习,在这个时候,李嘉诚就是香港这样一个优秀公司中的明星员工了。尽管一个员工的优秀与他自己有绝对的关系,但世界一流的明星员工,只能出自世界一流的公司!香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,首屈一指的“优秀公司”,而李嘉诚无疑是实践“公司经营理念”最最彻底的一个,无疑是执行“公司战略”最最坚决的一个!我想,只有李嘉诚这样行动,才会有李嘉诚奇迹的出现!举个最近的例子吧,近来香港有商家欺骗旅游者,香港是如何反映的呢?今年4月17日香港旅游业协会宣布:“对消费者的新保护措施主要包括,将无条件退款期从目前的14天延长到6个月,取消退货时货物包装须未经打开的限制。”其他措施还包括,禁止问题店铺在1年内更改店铺名称;公布非诚信店铺和旅行社名称;将目前仅对旅行社开放的店铺对公众开放,以便接受大众监督。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讯,这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旅游业对商家最严厉的约束了吧?如果真的做到这种约束,那么未来香港出现李嘉诚这样的旅游富豪你会吃惊吗?这种时候,你真正的榜样是李嘉诚还是香港?也许两个都是? 看看自己站的位置,自己选择吧。不懂香港竞争力体制的强大,就不会真正懂李嘉诚

 

    举个例子吧。在一个论坛上,我曾经对着蒙牛总裁牛根生,当面质疑蒙牛的奇迹:我觉得在草场资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况下,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域,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亿,作为一个管理专家,我提醒他,对这样的奇迹还是警惕些好。

主办方马上就不干了,立即反问:在同样的情况下,有那么多人也在从事这个行业,但为什么不是马根生、张根生,而是牛根生成功?让你姜汝祥去做做,你能超过牛根生?

    的确,拿我与牛根生比,我是比不了,因为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,农学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够会种田,但这并不妨碍教授发表种田的道理。所以这并没有可讨论的价值,值得讨论的倒是另一个问题:那就是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,而别人不行?

在功成名就这样一个结果面前,我本人对蒙牛与牛根生是足够尊敬与佩服的。商业是一个讲究结果的地方,“成者王侯败者寇”,理所当然。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,不就成了强盗逻辑?否则,你如何在十年前长虹倪端锋、三九赵新先兴盛时,或者现在在国美、蒙牛这样的奇迹前,保持那怕一点点的理性与清醒?

中国企业家:李嘉诚不是榜样,香港才是                  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姜汝祥就个人而言,我本人是非常敬佩李嘉诚先生的;在华人企业家中,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与赞誉的,李嘉诚应当能够排在前几名。对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领袖级人物,说他不是榜样,那还有谁是榜样?如果我这样说,“比尔盖茨不是榜样,美国才是”,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为什么我希望中国企业家把目光从李嘉诚、从比尔·盖茨这样的英雄身上,转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来?原因在于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,而高速增长通常会有一个代价,那就是变得太快,快得我们搞不清自己是谁;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谁,于是我们就想从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。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吗?不懂香港竞争力体制的强大,就不会真正懂李嘉诚举个例子吧。在一个论坛上,我曾经对着蒙牛总裁牛根生,当面质疑蒙牛的奇迹:我觉得在草场资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况下,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域,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亿,作为一个管理专家,我提醒他,对这样的奇迹还是警惕些好。主办方马上就不干了,立即反问:在同样的情况下,有那么多人也在从事这个行业,但为什么不是马根生、张根生,而是牛根生成功?让你姜汝祥去做做,你能超过牛根生?的确,拿我与牛根生比,我是比不了,因为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,农学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够会种田,但这并不妨碍教授发表种田的道理。所以这并没有可讨论的价值,值得讨论的倒是另一个问题:那就是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,而别人不行?在功成名就这样一个结果面前,我本人对蒙牛与牛根生是足够尊敬与佩服的。商业是一个讲究结果的地方,“成者王侯败者寇”,理所当然。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,不就成了强盗逻辑?否则,你如何在十年前长虹倪端锋、三九赵新先兴盛时,或者现在在国美、蒙牛这样的奇迹前,保持那怕一点点的理性与清醒?所以,我们看蒙牛、国美这类公司成功的时候,要超越硬件的强大,去看一点软件层面的东西。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,社会学有一句话:当人与文化对抗的时候,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文化。在中国所谓沿海地区与偏僻内地的差别,在我看来大多不是物质层面的差别,而是思维文化层面的差别,否则你如何理解广州、江浙地区普遍存在的整个村镇性的“暴发”?从软件角度出发,我们才会超越财富获得一丝清醒: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资源硬件与营销的成功,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成功。因为在蒙牛的成功中,我们并没有发现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、超越机器设备上的现代化、超越在营销上利用消费者的幼稚,在企业文化与团队打造上(这是真正的软件)获得真正的进步。我本人从小在贵州长大,后来在摩托罗拉那样的世界级公司工作过,我深知企业文化的进步与团队打造,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支撑,绝对不是靠某个人能够完成的。所谓软件的意思,就是说打造“百年基业”这个游戏,绝对不是赚取百亿金钱(这是硬件)那么简单。你可以很有钱,但你要想真正成为百年老店,那就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关——你有没有打造出一个让我们、乃至我们儿子孙子都愿意与你的企业一起成长的机制?所以,致力于改造脚下土地,让中国企业的强大不再是某个人“悟道成仙”的奇迹,而是可复制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性成功,才是真正的道路吧?讲了这么多之后,再回答李嘉诚是不是榜样就简单了。人是靠不住的,机制与文化才是支撑。李嘉诚无疑是天大的榜样。但对大陆企业家来说,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软件可能价值更大!而在这一点上,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诚更重要,在香港这个大背景下,李嘉诚只不过是香港企业体制下的奇迹,就象比尔·盖茨是美国新经济体系下的奇迹一样。痴迷

    所以,我们看蒙牛、国美这类公司成功的时候,要超越硬件的强大,去看一点软件层面的东西。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,社会学有一句话:当人与文化对抗的时候,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文化。在中国所谓沿海地区与偏僻内地的差别,在我看来大多不是物质层面的差别,而是思维文化层面的差别,否则你如何理解广州、江浙地区普遍存在的整个村镇性的“暴发”?

    从软件角度出发,我们才会超越财富获得一丝清醒: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资源硬件与营销的成功,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成功。因为在蒙牛的成功中,我们并没有发现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、超越机器设备上的现代化、超越在营销上利用消费者的幼稚,在企业文化与团队打造上(这是真正的软件)获得真正的进步。我本人从小在贵州长大,后来在摩托罗拉那样的世界级公司工作过,我深知企业文化的进步与团队打造,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支撑,绝对不是靠某个人能够完成的。

    所谓软件的意思,就是说打造“百年基业”这个游戏,绝对不是赚取百亿金钱(这是硬件)那么简单。你可以很有钱,但你要想真正成为百年老店,那就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关——你有没有打造出一个让我们、乃至我们儿子孙子都愿意与你的企业一起成长的机制?所以,致力于改造脚下土地,让中国企业的强大不再是某个人“悟道成仙”的奇迹,而是可复制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性成功,才是真正的道路吧?

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所以,当李嘉诚自己投资的长江商学院,组织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企业家,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与蒙牛的牛根生,还有一批垄断行业的巨头,到香港集体向李嘉诚取经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出现代版“买珠还椟”的喜剧:他们都在李嘉诚的个人魅力前感叹自己的渺小,都在渴望从李嘉诚那里悟到“九阳真经”,却很少有人认真看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——是李嘉诚造就了香港,还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诚、造就了包玉刚、造就了汇丰等等!当这种喜剧上演的时候,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,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,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,甚至落后于中国政府进步的水平!不信我们看看现实吧。与二十年前比起来,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,使大陆与香港的差距大大缩短,民生与民权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。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又如何呢?在销售额上确实是进步很大,但在保障员工权利,促进员工合约意识与独立意识等方面,我们做了多少?有时候,企业的繁荣与农民意识并不天然矛盾,计算机系统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的权谋思想照样可以共存。有专家做过研究,制造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低,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高。意思就是说,农民意识与权谋管理一样可以把制造性企业管好,但在金融地产等服务上就会无用武之地!中国企业家中,优秀的大多出在制造业,而在金融地产等行业,称得上企业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么几个。当然,你也可以说,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因呀,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?但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印度吧,他们的制造业并不发达,但第三产业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,这恐怕不是偶然。我看过李嘉诚先生自己的一个讲话,意思是他的管理思想是中西合璧。中国部分的是灵活、诚信与宽容,而西方部分的则是制度(system)、尊重(Respect)、检查与平衡(check&balance)。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家找出了一条“中庸之道”,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,就会发现香港若干年来就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。比如洛桑国际管理学院(IMD)公布的“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”中,2005年、2006年连续两年都是美国是第一,香港是第二,第三则是新加坡,而中国内地则从31上升到19位。当香港的竞争力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时候,在这种环境中经营企业的李嘉诚,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?大家都是做企业的,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已”,想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吧!这样你就明白了,为什么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?事实上,2002年5月17日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的时候,就明确声明,他的公司组织是:“原则是西方管理模式,加入中国文化哲学。”如果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,李嘉诚就只是个明星员工!记得几年前,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,写了篇文章《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?》,这篇文章提醒我们,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,但我们在近代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,相反,可能因为我们太勤劳了,那些勤劳之极的人就会“称王称圣”,用情感与伦理代替规范,形成人与人较劲的文化,结果勤劳就对冲了制度建立。用这位教授的话说就是:“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,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、从事投资的结果,也不知道从交易、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,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。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,经济增长无法持续。”香港奇迹,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变革的结果。在全世界投资环境评价中,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,这就等于是说,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

    讲了这么多之后,再回答李嘉诚是不是榜样就简单了。人是靠不住的,机制与文化才是支撑。李嘉诚无疑是天大的榜样。但对大陆企业家来说,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软件可能价值更大!而在这一点上,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诚更重要,在香港这个大背景下,李嘉诚只不过是香港企业体制下的奇迹,就象比尔·盖茨是美国新经济体系下的奇迹一样。

 

 

低的。也许有人会说:制度那是政府的事呀?不错,政府当然要承担责任,但政府又是听谁的呢?有什么样的人民,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吧?!当我们的政府在大步往前的时候,我觉得企业家要从依赖或抱怨政府,转移到自救上了。也就是说,别的你管不了,但在你企业那一亩三分地,你大可与员工一起,建立起基于利益的个人权利与责任约束机制来。而要做到这些,首先需要你做“第一推动”——你有没有胆量做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监督体系,它不仅约束别人,也约束你自己?我想,这样一类制度一定可以大大减少企业运营的交易费用。事实上,国家或者地区的繁荣,与企业繁荣的道理是一样的,如果没有稳固的员工个人权利与责任,员工就无法对自己进行投资,也无法与企业建立起真正的合作,于是企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,企业增长也无法持续。所以,我们大可以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来学习,在这个时候,李嘉诚就是香港这样一个优秀公司中的明星员工了。尽管一个员工的优秀与他自己有绝对的关系,但世界一流的明星员工,只能出自世界一流的公司!香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,首屈一指的“优秀公司”,而李嘉诚无疑是实践“公司经营理念”最最彻底的一个,无疑是执行“公司战略”最最坚决的一个!我想,只有李嘉诚这样行动,才会有李嘉诚奇迹的出现!举个最近的例子吧,近来香港有商家欺骗旅游者,香港是如何反映的呢?今年4月17日香港旅游业协会宣布:“对消费者的新保护措施主要包括,将无条件退款期从目前的14天延长到6个月,取消退货时货物包装须未经打开的限制。”其他措施还包括,禁止问题店铺在1年内更改店铺名称;公布非诚信店铺和旅行社名称;将目前仅对旅行社开放的店铺对公众开放,以便接受大众监督。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讯,这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旅游业对商家最严厉的约束了吧?如果真的做到这种约束,那么未来香港出现李嘉诚这样的旅游富豪你会吃惊吗?这种时候,你真正的榜样是李嘉诚还是香港?也许两个都是? 看看自己站的位置,自己选择吧。

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

 

中国企业家:李嘉诚不是榜样,香港才是                  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姜汝祥就个人而言,我本人是非常敬佩李嘉诚先生的;在华人企业家中,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与赞誉的,李嘉诚应当能够排在前几名。对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领袖级人物,说他不是榜样,那还有谁是榜样?如果我这样说,“比尔盖茨不是榜样,美国才是”,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为什么我希望中国企业家把目光从李嘉诚、从比尔·盖茨这样的英雄身上,转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来?原因在于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,而高速增长通常会有一个代价,那就是变得太快,快得我们搞不清自己是谁;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谁,于是我们就想从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。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吗?不懂香港竞争力体制的强大,就不会真正懂李嘉诚举个例子吧。在一个论坛上,我曾经对着蒙牛总裁牛根生,当面质疑蒙牛的奇迹:我觉得在草场资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况下,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域,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亿,作为一个管理专家,我提醒他,对这样的奇迹还是警惕些好。主办方马上就不干了,立即反问:在同样的情况下,有那么多人也在从事这个行业,但为什么不是马根生、张根生,而是牛根生成功?让你姜汝祥去做做,你能超过牛根生?的确,拿我与牛根生比,我是比不了,因为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,农学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够会种田,但这并不妨碍教授发表种田的道理。所以这并没有可讨论的价值,值得讨论的倒是另一个问题:那就是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,而别人不行?在功成名就这样一个结果面前,我本人对蒙牛与牛根生是足够尊敬与佩服的。商业是一个讲究结果的地方,“成者王侯败者寇”,理所当然。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,不就成了强盗逻辑?否则,你如何在十年前长虹倪端锋、三九赵新先兴盛时,或者现在在国美、蒙牛这样的奇迹前,保持那怕一点点的理性与清醒?所以,我们看蒙牛、国美这类公司成功的时候,要超越硬件的强大,去看一点软件层面的东西。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,社会学有一句话:当人与文化对抗的时候,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文化。在中国所谓沿海地区与偏僻内地的差别,在我看来大多不是物质层面的差别,而是思维文化层面的差别,否则你如何理解广州、江浙地区普遍存在的整个村镇性的“暴发”?从软件角度出发,我们才会超越财富获得一丝清醒: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资源硬件与营销的成功,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成功。因为在蒙牛的成功中,我们并没有发现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、超越机器设备上的现代化、超越在营销上利用消费者的幼稚,在企业文化与团队打造上(这是真正的软件)获得真正的进步。我本人从小在贵州长大,后来在摩托罗拉那样的世界级公司工作过,我深知企业文化的进步与团队打造,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支撑,绝对不是靠某个人能够完成的。所谓软件的意思,就是说打造“百年基业”这个游戏,绝对不是赚取百亿金钱(这是硬件)那么简单。你可以很有钱,但你要想真正成为百年老店,那就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关——你有没有打造出一个让我们、乃至我们儿子孙子都愿意与你的企业一起成长的机制?所以,致力于改造脚下土地,让中国企业的强大不再是某个人“悟道成仙”的奇迹,而是可复制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性成功,才是真正的道路吧?讲了这么多之后,再回答李嘉诚是不是榜样就简单了。人是靠不住的,机制与文化才是支撑。李嘉诚无疑是天大的榜样。但对大陆企业家来说,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软件可能价值更大!而在这一点上,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诚更重要,在香港这个大背景下,李嘉诚只不过是香港企业体制下的奇迹,就象比尔·盖茨是美国新经济体系下的奇迹一样。痴迷

    所以,当李嘉诚自己投资的长江商学院,组织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企业家,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与蒙牛的牛根生,还有一批垄断行业的巨头,到香港集体向李嘉诚取经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出现代版“买珠还椟”的喜剧:他们都在李嘉诚的个人魅力前感叹自己的渺小,都在渴望从李嘉诚那里悟到“九阳真经”,却很少有人认真看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——是李嘉诚造就了香港,还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诚、造就了包玉刚、造就了汇丰等等!

   当这种喜剧上演的时候,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,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,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,甚至落后于中国政府进步的水平!

不信我们看看现实吧。与二十年前比起来,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,使大陆与香港的差距大大缩短,民生与民权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。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又如何呢?在销售额上确实是进步很大,但在保障员工权利,促进员工合约意识与独立意识等方面,我们做了多少?

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所以,当李嘉诚自己投资的长江商学院,组织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企业家,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与蒙牛的牛根生,还有一批垄断行业的巨头,到香港集体向李嘉诚取经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出现代版“买珠还椟”的喜剧:他们都在李嘉诚的个人魅力前感叹自己的渺小,都在渴望从李嘉诚那里悟到“九阳真经”,却很少有人认真看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——是李嘉诚造就了香港,还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诚、造就了包玉刚、造就了汇丰等等!当这种喜剧上演的时候,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,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,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,甚至落后于中国政府进步的水平!不信我们看看现实吧。与二十年前比起来,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,使大陆与香港的差距大大缩短,民生与民权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。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又如何呢?在销售额上确实是进步很大,但在保障员工权利,促进员工合约意识与独立意识等方面,我们做了多少?有时候,企业的繁荣与农民意识并不天然矛盾,计算机系统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的权谋思想照样可以共存。有专家做过研究,制造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低,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高。意思就是说,农民意识与权谋管理一样可以把制造性企业管好,但在金融地产等服务上就会无用武之地!中国企业家中,优秀的大多出在制造业,而在金融地产等行业,称得上企业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么几个。当然,你也可以说,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因呀,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?但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印度吧,他们的制造业并不发达,但第三产业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,这恐怕不是偶然。我看过李嘉诚先生自己的一个讲话,意思是他的管理思想是中西合璧。中国部分的是灵活、诚信与宽容,而西方部分的则是制度(system)、尊重(Respect)、检查与平衡(check&balance)。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家找出了一条“中庸之道”,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,就会发现香港若干年来就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。比如洛桑国际管理学院(IMD)公布的“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”中,2005年、2006年连续两年都是美国是第一,香港是第二,第三则是新加坡,而中国内地则从31上升到19位。当香港的竞争力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时候,在这种环境中经营企业的李嘉诚,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?大家都是做企业的,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已”,想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吧!这样你就明白了,为什么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?事实上,2002年5月17日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的时候,就明确声明,他的公司组织是:“原则是西方管理模式,加入中国文化哲学。”如果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,李嘉诚就只是个明星员工!记得几年前,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,写了篇文章《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?》,这篇文章提醒我们,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,但我们在近代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,相反,可能因为我们太勤劳了,那些勤劳之极的人就会“称王称圣”,用情感与伦理代替规范,形成人与人较劲的文化,结果勤劳就对冲了制度建立。用这位教授的话说就是:“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,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、从事投资的结果,也不知道从交易、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,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。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,经济增长无法持续。”香港奇迹,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变革的结果。在全世界投资环境评价中,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,这就等于是说,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

   有时候,企业的繁荣与农民意识并不天然矛盾,计算机系统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的权谋思想照样可以共存。有专家做过研究,制造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低,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高。意思就是说,农民意识与权谋管理一样可以把制造性企业管好,但在金融地产等服务上就会无用武之地!

   中国企业家中,优秀的大多出在制造业,而在金融地产等行业,称得上企业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么几个。当然,你也可以说,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因呀,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?但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印度吧,他们的制造业并不发达,但第三产业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,这恐怕不是偶然。

我看过李嘉诚先生自己的一个讲话,意思是他的管理思想是中西合璧。中国部分的是灵活、诚信与宽容,而西方部分的则是制度(system)、尊重(Respect)、检查与平衡(check&balance)。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家找出了一条“中庸之道”,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,就会发现香港若干年来就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。比如洛桑国际管理学院(IMD)公布的“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”中,2005年、2006年连续两年都是美国是第一,香港是第二,第三则是新加坡,而中国内地则从31上升到19位。

当香港的竞争力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时候,在这种环境中经营企业的李嘉诚,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?大家都是做企业的,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已”,想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吧!这样你就明白了,为什么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,是现代版的“买珠还椟”?事实上,2002年5月17日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的时候,就明确声明,他的公司组织是:“原则是西方管理模式,加入中国文化哲学。”

 

 

如果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,李嘉诚就只是个明星员工!

 

    记得几年前,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,写了篇文章《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?》,这篇文章提醒我们,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,但我们在近代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,相反,可能因为我们太勤劳了,那些勤劳之极的人就会“称王称圣”,用情感与伦理代替规范,形成人与人较劲的文化,结果勤劳就对冲了制度建立。用这位教授的话说就是:

   “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,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、从事投资的结果,也不知道从交易、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,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。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,经济增长无法持续。”

    香港奇迹,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变革的结果。在全世界投资环境评价中,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,这就等于是说,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。

   也许有人会说:制度那是政府的事呀?不错,政府当然要承担责任,但政府又是听谁的呢?有什么样的人民,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吧?!当我们的政府在大步往前的时候,我觉得企业家要从依赖或抱怨政府,转移到自救上了。也就是说,别的你管不了,但在你企业那一亩三分地,你大可与员工一起,建立起基于利益的个人权利与责任约束机制来。而要做到这些,首先需要你做“第一推动”——你有没有胆量做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监督体系,它不仅约束别人,也约束你自己?

   我想,这样一类制度一定可以大大减少企业运营的交易费用。事实上,国家或者地区的繁荣,与企业繁荣的道理是一样的,如果没有稳固的员工个人权利与责任,员工就无法对自己进行投资,也无法与企业建立起真正的合作,于是企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,企业增长也无法持续。

   所以,我们大可以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来学习,在这个时候,李嘉诚就是香港这样一个优秀公司中的明星员工了。尽管一个员工的优秀与他自己有绝对的关系,但世界一流的明星员工,只能出自世界一流的公司!香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,首屈一指的“优秀公司”,而李嘉诚无疑是实践“公司经营理念”最最彻底的一个,无疑是执行“公司战略”最最坚决的一个!我想,只有李嘉诚这样行动,才会有李嘉诚奇迹的出现!

    举个最近的例子吧,近来香港有商家欺骗旅游者,香港是如何反映的呢?今年4月17日香港旅游业协会宣布:“对消费者的新保护措施主要包括,将无条件退款期从目前的14天延长到6个月,取消退货时货物包装须未经打开的限制。”其他措施还包括,禁止问题店铺在1年内更改店铺名称;公布非诚信店铺和旅行社名称;将目前仅对旅行社开放的店铺对公众开放,以便接受大众监督。

    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讯,这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旅游业对商家最严厉的约束了吧?如果真的做到这种约束,那么未来香港出现李嘉诚这样的旅游富豪你会吃惊吗?

   这种时候,你真正的榜样是李嘉诚还是香港?

    也许两个都是?看看自己站的位置,自己选择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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