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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常识打天下:企业家不为人知的秘密  

2010-03-13 10:55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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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

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

    

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

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

     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 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天才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

     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

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    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结果交换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差不多先生,或者叫 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圆通大师

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差不多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

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

     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也好,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斤斤计较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

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    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

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    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 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,而不是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

    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结果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

   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 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 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

    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 胡适在描述差不多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
    
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 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 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他说: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 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
    “
差不多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 

    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 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差不多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

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

     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差不多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先生的怪圈--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精确的衡量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,而不是差不多

     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成功常识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 常识打天下:伟大企业家不为人知的成功秘密 ----为台湾版《我想,我就能》序 从小学读到博士,加上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访问学者,我在学校一共读了二十三年的书。但是到进入跨国公司工作之后,我才发现,在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知识,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却不教。这种感受在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,更加强烈。 我拿的是社会学的博士,所以,看问题也自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。比如在美国的时候,我发现他们的谈问题的时候,更多讲得失,他们更多为得失而争,而我们华人圈的人就喜欢讲对错,经常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。 所以,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学校不教、但在商业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知识写出来,让做生意或者说赚钱成为最简单的一种技能,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我始终认为,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common sense(常识),而不是什么高技能。我研究过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历程,我发现他们大多是一些把常识做到极至的常人,而不是什么“天才”。 在这本书中,我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common sense(常识)归为四点:结果交换,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,掌握了这四点,都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职业商人。从公司层面上讲,掌握了这四点的公司,执行力大多不会有什么问题,反过来,很多人勤奋而不成功,很多公司努力而不赚钱,我想,在四个方面一定做得不足够好。 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有点武断?我们以“结果交换”这一部分为例,对上面来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吧。记得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感叹明朝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,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:中国缺乏数量化管理,大家说话喜欢清谈,喜欢含含糊糊的和气,胡适先生更是直接说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“差不多”先生,或者叫“圆通大师”。 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,为什么中国人喜欢“差不多”,而西方人喜欢数量化呢?原因是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,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,上帝是原点,一切都从上帝推下来,层层都要讲逻辑,讲明确的递进关系,在每一个时点,都可以往前推到原点,或者往后推到归宿,总之,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。 而中国人是人际思维,比如人与人之间的“仁”或“义”,就是一种关联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。因为“仁”也好,“义”也好,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,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,在任何一个时点,都是不可以过多计较。一个太明确的人,会让人觉得商业常识近乎痴迷的追求。

小气,中文中有一个词,叫“斤斤计较”,这个词有着明显的贬义。 结果交换这个词的来源,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发明,而是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,活生生的一个实践。记得有一次,我与一个客户约好下午见面,上午我让助理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到中午临出发前,我问他情况如何,他告诉我,打电话了,但电话没有打通。 相信这样的案例,大家都会碰到,你要求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,这个人是去做了,但这个人强调的是“做”,而不是“做”的结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样,他打过电话了,但电话打不通,自然就没有结果。 但商业上,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来的,那我们就是两家公司,两家公司会如何处理?也许这个助理就会拿不到工资,因为我付钱交换的是“结果”,而不是他的行为。当然,没有行为,自然没有结果,但在商业上,我们没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人的行为,我们购买的是结果。 这个案例引起了我的思考,我在想,在每一个人做事时,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“做”的行为值钱,而不是结果值钱?不错,行为与结果永远是连在一起的,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,但行动与结果之间差多少? 胡适在描述“差不多”先生时,总结了“差不多”先生的特点,那就是常常说:“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” 胡适先生举了一个例子,小时候,妈妈叫他去买红糖,他买了白糖回来,他妈骂他,他摇摇头道:“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?”——他在学堂的时候,先生问他:“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?”他说是陕西。先生说:“错了。是山西,不是陕西。”他说:“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?” “差不多”先生长大了,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,他也会写,也会算,只是总不精细,十字常常写成千字,千字常常写成十字。掌柜的生气了,常常骂他,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:“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,不是差不多吗?” 行动与结果这种关系,看起来似乎也“差不多”,但实际上差了很多。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战略部工作时,摩托罗拉战略部门有一句流行的话,那就是把公司竞争比成一个游戏的话,那么,“produc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”(产品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)。 我想,相比公司而言,每个人行为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提供的产品,没有产品,也就没有结果,这个游戏就无法往下玩。所以,我想,结果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,基本上就是生存的代名词。而中国人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主角,就要走出“差不多”先生的怪圈--     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常识做到极致的人。

     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客户第一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

     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姜汝祥

--结果是用来交换的,而交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“精确的衡量”,而不是“差不多”。 通过这么一段说明,相信大家会理解我所说的“成功常识”,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个基本的秘密,那就是大多数伟大的企业家,他们成功的秘密并不是因为天才,而是因为他们对“商业常识”近乎痴迷的追求。 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兴趣,就会发现,无论是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,还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,以及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,他们的成功中,大多是把结果导向、客户价值,商业人格,百分百责任等等这一类“常识”做到极致的人。 比如李嘉诚,幼年丧父,他在父亲临死前承诺承担起家庭重担,从此之后从一个小学徒工做起,言必行,行必果,是结果导向的典范。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把客户放在第一位,是全球“客户第一”的榜样。而丰田佐吉,是日本著名的发明家,他不畏困难,独立进取,鼓励儿子丰田喜一郎另开新业,创立丰田汽车,成为向全球输出管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公司。 在研究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时,我时常被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深吸引,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我们如何向他们学习?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实践,我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伟大源于专注,奇迹出于积累。专注于结果与客户价值,专注于商业人格与百分百责任,锁定目标,专注重复,积少成多,伟大与奇迹可能就不远了。 姜汝祥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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